學科“獨苗”，一生為地衣“寫傳編譜”

珠峰、蒼山、秦嶺……這雙腳曾丈量過中國30多個省份的數百座高山峻嶺，偏遠的南極也走過。現在，剛過百平方米的家也有雙腳不常到的地方。這雙腳的主人魏江春已經91歲了，臥室窗外的風景、客廳的沙發都會讓他想起離世的妻子。更多時候，魏江春會走進屋子東向的一間小書房，坐在電腦桌前一把寬大的黑色皮椅上，埋頭給地衣記“家譜”。

距離魏江春提議編寫《中國孢子植物志》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這部大部頭著作他編寫了大半輩子。

半個世紀前，魏江春開啟了生物學領域一個“寂寞冷”的專業——研究長在巖石、土壤、樹皮、葉子等表面的“不起眼”的微小地衣。那時這個專業冷到只有他“一根獨苗”。

而今，這個由他翻山越嶺、單槍匹馬“拉扯大”的專業已經積累了數十萬號標本，其中僅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以下簡稱微生物所）的標本室就有15萬號，成為科學研究的珍稀資源。從他的實驗室走出的碩士生、博士生、進修生，為這個冷門專業走向國際一流奠定了人才基礎。

作為別人眼中身材高大、性格爽朗的“中國地衣學之父”，魏江春骨子里其實是個戀家的關中老陜。但為了一個承諾，他把一生獻給了微小的地衣，不惜在人生最好的時光遠離家人20余年。

魏江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馮麗妃攝

傾斜的天平

走出陜西關中近70年，魏江春骨子里仍是一個戀家的人。

16歲那年，魏江春和妻子黃英娥就成了親。她比他大兩歲，他曾偷偷隔著馬路瞥見過她一眼，她沒有見過他。婚后，他瞞著父親參加高考，她幫著打掩護。他上大學、去留學、在外工作20多年，她在家種地、教育子女，從不埋怨。

魏江春是博士，獲得了象征國家最高學術榮譽的院士稱號；黃英娥是一位農村女性，文化只有小學水平。在很多人眼里兩個文化程度“看起來不搭”的人，卻是一對相濡以沫70多年的夫妻。

“‘安’字寶蓋頭下面是個‘女’字，房子有‘女主人’，才能安心鉆研科學，并為之入迷。”魏江春常說。

“既然兩個人好了，就要好到底。吵嘴的時候免不了，但對待愛情還是要慎重一點，一旦結了婚、成了家，就要好好過。”他說。

不過，為了給地衣找“家門”，他卻遠離家人數十載。

魏江春1931年出生于“九一八”事變49天之后，他常說自己出生在“國破山河在”的時代。20歲時，他考上了當時的西北農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后被調入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微生物所）。

師從真菌學家王云章先生做植物銹菌研究的魏江春，曾經的理想是當一名給植物看病的醫生。

命運卻把他帶上了另一條路。1958年，微生物所時任所長、中國真菌學奠基人戴芳瀾先生選拔多人留學蘇聯，以期填補我國地衣學的空白，魏江春就是其中之一。1962年，魏江春成為同一批4名候選者中唯一完成學業的人，也是當時全國地衣專業科班出身的“獨苗”。

彼時，中國大地上的地衣，從未被中國人細致觀察和記錄過。很多人曾把這種菌藻共生的復合體看作是一種植物。

為了給地衣寫“傳記”、編“家譜”，魏江春成了一名孤獨的“驢友”。

秦嶺、梵凈山、峨眉山、玉龍山、衡山、廬山、五指山……他經常一個人背著鋪蓋卷，揣著干糧，帶著錘子、鑿子、放大鏡等采集工具踏上旅途。

好幾次萬家團圓的時刻他還在翻山越嶺。魏江春記得，1964年除夕，當他在黎明時爬到蒼山山腰，星辰才隱去，腳下已是白雪皚皚。他找了個山洞啃了口干糧繼續爬，終于在下午3點登頂。耳畔寒風獵獵，像往常一樣，他蹲在地上拿著放大鏡一寸一寸地看，反復地敲、鑿，直到太陽下山才收好標本，踏著積雪返程，到了山下已是星辰高掛。在萬家燈火和辭舊迎新的漫天煙花中，他孤身一人走進了大理的一家小旅館。

野外工作的裝束很難讓人聯想到這個西北漢子是一名科學家。有一次，他到秦嶺采集標本時順路回鄉探親，一位叔父看見他穿著褪色的藍工作服，懷疑當年考上大學榮耀四鄰的侄子在干苦力。

確實干的是苦力活，翻山越嶺間遇到危險也是常有的事。一年夏天，他孤身前往秦嶺太白山采集標本時，其間因濃霧迷路，差點被大雪困在山頂；在貴州梵凈山考察時，遇到暴雨路滑，他摔了一跤導致骨折；在秦嶺光頭山考察時曾遇到蟒蛇；在麗江干海子穿過大森林前往高山植物園工作站途中險遇野豬群……

1966年春，魏江春參加了首次青藏科考。在珠峰，他和科考隊連續考察了一個多星期，早上起來，魏江春經常發現嘴張不開了，用舌頭舔舔就會脫掉一層皮，滲出血來，他開玩笑說“享受一次美女唇膏體驗”。下山之后一個多月，他的嘴唇才慢慢恢復正常。

一次次攀山越嶺中，他積累了中國地衣研究與應用的“第一桶金”。

現在，如果你到微生物所菌物標本館地衣標本室參觀，在一排排淺灰色鐵皮儲藏柜旁邊，會看到一個十分顯眼的朱紅色老式抽屜柜子。中國地衣標本庫就是從這里起家的——至今仍盛放著用拉丁文書寫的數千張地衣分類標簽，它們大多是魏江春走遍一個個山頭記錄下來的。

天南海北風光無限，形單影只的魏江春卻不時被寂寞包圍。

回國后，魏江春連續8年遠離關中的家人，住在北京的集體宿舍。腸胃不好的他，一到吃飯就犯愁。食堂里常年不變的味道讓他提不起食欲，有時胃實在不舒服了，只能到街上喝幾天粥。長年飲食不調，他的身體開始走下坡路，患了肝炎。

“妻子兒女千里外，何年何月能團圓？”伶仃的他曾如是寫道。

1970年，為了解決他的困境，研究所給魏江春分配了西頤北館一間10平方米的宿舍，妻子兒女來京探望時才有了落腳地。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后，3個子女都成家立業或走進大學，他和妻子兩地分居20年后才重新聚首。

長期夫妻異地，魏江春唯一的助手、和他同去珠峰考察的陳健斌那時改行從事污水處理研究。填補中國地衣學科空白的人，只剩下魏江春。

每當夜深人靜，孤獨襲來時，他就在心底對自己說：“這是戴老和國家交給我的任務，我必須完成。”

實際上，在魏江春之前，戴芳瀾曾先后選派兩批青年科學家填補地衣學空白，但因各種原因均未成功。魏江春到莫斯科后也曾給單位寫信：能不能從地衣轉學抗菌素？在收到所里回信稱必須填補學科空白后，他就死心塌地堅持了下來。

這一干，就是60年。

“飄萍”的執著

當魏江春全力投身野外科考時，一場疾風暴雨讓新中國的科研和教育戛然而止。

沒有了科研，魏江春失去了心底的支柱，人若飄萍。

彼時，孤獨感像洶涌的潮水一樣一天天沖擊著他。有時，走在中關村的路上，聽見別人家的孩子叫了一聲“爸爸”，他的心像被刺穿了一樣；有時，他會在周末不知不覺走到動物園公交車站獨自坐在一塊大石頭上陷入沉思——那里是北京和西安往返的必經之路。

“只有把科研做起來，思家的心情才會放下。”他這么想。

于是，一有機會，魏江春就見縫插針地推進地衣研究。

機會終于被他等到了。1972年，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的中國科學院計劃工作會議上，與會專家提出重啟中國植物志和動物志編委會。魏江春冒出了一個想法：何不借此機會成立一個包括藻類、真菌、地衣和苔蘚在內的“中國孢子植物志”編委會，摸清相關生物資源的“家底”呢？他的想法得到了包括藻類學家曾呈奎先生、昆蟲學家朱弘復先生在內的與會專家的支持。

1973年，《中國孢子植物志》應運而生。

《中國孢子植物志》與《中國植物志》《中國動物志》并稱“三志”，是記錄我國孢子植物物種資源、形態解剖特征、生理生化性狀、生態習性、地理分布及其與人類關系等方面的系列專著。其包括《中國海藻志》《中國淡水藻志》《中國真菌志》《中國地衣志》及《中國苔蘚志》5個分志。截至目前，《中國孢子植物志》已出版113卷冊。其中，《中國地衣志》27卷冊。

編研之初，《中國地衣志》的基礎最弱，人員僅有魏江春一個“光桿司令”。而如今，我國地衣學研究力量已經發展到十幾支，其中很多研究者都是從魏江春的實驗室走出的碩士生、博士生或進修生。

彼時的微生物所地衣標本室只有魏江春等人采集和部分與國外交換的少量地衣標本。而今，該標本室已館藏國內外地衣標本15萬號，成為我國地衣生物系統學研究的重要資源。

微小的地衣寄托著魏江春的夢想與豪情。困頓的生活始終沒有阻止他圓夢的腳步。直到1983年，魏江春53歲時，他和愛人才分得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彼時去過他家里的學生回憶，老師家的沙發破了都是用膠帶粘的。

在那個艱難的年代里，他的唯一想法是“既然選擇了，就要把它做好”。

“地衣是地球上的‘開路先鋒’。”魏江春對《中國科學報》說，它們可以在各種巖石表面安家，用獨特的次級代謝產物——地衣酸加速巖石分解，開疆辟土，形成原始土壤，為其他動植物提供安家落戶的條件。

微小、頑強、開辟、務實，地衣的這些特點似乎也是魏江春科學人生的特點。

“大高個兒”“指路人”

魏江春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大高個兒”。不光是初識他的人，包括熟悉他的學生、與他共事多年的同事，如果你問魏老師有多高，很多人可能會回答：“一米八吧！”

魏江春告訴記者，實際上，他的身高是一米七三。

在學生們看來，大家產生這種“錯覺”，一方面是魏江春身材比較魁梧，另一方面也與老師做人做事的風格有關。

實驗室的年輕人都知道他的座右銘：“與人為善誠信在，平等待人和為先；勤于思考多實踐，勇于探索求發現。”這也是他一生做人和做科研的寫照。

1997年，因為在地衣學領域作出的系統性、開創性貢獻，魏江春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地衣學會前主席Teuvo Ahti稱他為“中國地衣學之父”。

盛名之下，他并未止步。

在魏江春看來，基于分類學的發展，中國地衣學可以做一些“別人還沒做過的事情”。

過去20年，他在地衣學領域作出了領先國際的“三大創新”。

2003年，他在國際上首次提出“沙漠生物地毯工程”——用現代生物技術“復制”自然界微型生物結皮，為沙漠鋪上防風固沙的“地毯”。

這個想法有多先進呢？他的學生、微生物所項目研究員魏鑫麗向《中國科學報》介紹，了解地衣中真菌與藻類共生的二元機制以及如何重建這種共生關系，至今仍是一個困擾全球科學家近200年的難題。不過，這并未讓當時年過花甲的魏江春止步。

他帶領團隊在騰格里沙漠進行小型樣方接種試驗。他們選用一平方米沙漠樣地，用沙坡頭結皮地衣制作的粉末懸浮液進行噴灑接種。一年后，接種區形成一層薄薄的地衣鱗片結皮；而噴灑水的對照區則未產生結皮。

“小小生命，荒漠生長。織網固沙，唯它專長，生物技術派用場。到那時，布天羅地網，蒼龍休狂。”魏江春揮毫寫道。

讓學生們欽佩的是，魏江春的思想從未停滯。只要是他認為的熱點和前沿領域，即便自己不熟悉，也有魄力做下去。

2014年，他所在的實驗室揭開了世界上第一個地衣型真菌——石果衣的全基因組密碼。他們發現在不給水和營養的條件下，石果衣的共生菌7個月后依然有生命力，并從中發現了大量極強的耐旱基因。他們把石果衣的抗旱基因轉入苜蓿等草本植物，為“沙漠生物地毯工程”提供草本資源；將抗旱基因轉入水稻、小麥等作物中，為實現沙漠變良田的夢想提供了可能；發現了石果衣從未產生次生代謝產物的機制，找到了其中的沉默基因并將其激活，得到多種次生代謝產物，為抗菌素資源的發現打開了一個新窗口。

近年來，耄耋之年的他基于分類學的生物資源利用提出了新的框架。目前，世界上的分類工作依然是通過提取單基因或多個基因片段進行分類，魏江春提出了以共同祖先的基因型和表型相結合的同源性狀為基礎的同源生物系統學。他還提出把生物系統學著作、館藏標本、菌藻培養物三大生物信息系統聯系起來，推進分類工作、自然資源開發以及生命科學研究的有機聯系和發展。

學生眼里的魏江春就像一個“指路人”。“他會基于一生所學給學生指明最遠的那條路——往往是瞄向世界最前沿的路。”微生物所副研究員王延延說。

生活中的魏江春則十分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師生之間相處往往是“零距離”。

“我的第一個登山包就是魏老師與師母送的。”魏鑫麗回憶道。2002年在河北大學讀研究生時，魏鑫麗第一次到霧靈山考察，當時的導師、在該校擔任客座教授的魏江春和師母特地從北京坐火車趕過來，給大家發“禮物”。

“我們實驗室的人沒少吃老師親手包的餃子。”她回憶說。

魏江春如今住在北京中關村一棟著名的院士樓里。2003年，一次中科院職工福利分房時，已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他和妻子黃英娥分到了一套東西走向、三室兩廳的低樓層房子。

房子一進門就是餐廳，只有七八平方米，卻裝著這位九旬科學家近20年來最溫馨的記憶。饞家鄉的味道了，有人給他做；做出成績的時候，有人共享快樂；學生來家里也總能嘗到師母的廚藝，有了心結，師母也會幫著開導。

“他呀，一心都在工作上，家里的事情從來不管，一個月工資有多少也不知道……”2019年的一次采訪中，黃英娥向記者嘮叨。她的語氣里卻沒有半點埋怨或責怪的意思，拿出丈夫獲得的那些證書和獎章道：“喏，這些都是他的。”那個時候，魏江春就不說話，嘴角微微上揚著，透露出心底的滿足。

一門心思放在科研上，魏江春對自己的小家，內心其實充滿愧疚。

由于未及時將妻子兒女戶口遷至北京，他的3個子女都在農村長大。因為家庭出身限制，兩個兒女都未能讀高中，及至幼子，他不得不請朋友幫忙將其戶口從陜西老家遷至黑龍江一家工廠，這才使幼子有了考大學的機會。

改革開放后，他與愛人團聚，為了補貼家用，愛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給人洗衣服，還在微生物所下屬的幼兒園擔任園長。一次，幼兒園有機會給她轉為正式編制，需要請魏江春簽字。但魏江春覺得還沒有達到規定的年份，就沒簽。他覺得違反原則的事情不能做。

魏江春心底其實很愛妻子。他的字是“青川”，他知曉妻子“持家日夜明月下”的艱辛，給妻子起的字是“明月”。

年過半百的他過馬路時會拉著妻子的手，妻子不好意思便把手抽出來，他又會牽上。

2020年妻子生病的時候，他每天都在醫院守著。妻子是早上5點離世的，他未能趕來見最后一面，整個人像丟了魂似的，不知所措。學生們從沒見過老師那個模樣，一向筆直挺拔的身板變彎了，一下子蒼老了很多。

那個時常在耳畔嘮叨的人走了，魏江春的世界一下子變小了。他不愿坐在原來常坐的沙發上，也不愿再到窗邊看熟悉的風景，大多數時間一個人窩在書房里。

十平方米左右的書房被高聳到屋頂的大書柜和寬大的書桌、辦公椅占據了大半江山，他活動的空間大概就剩下兩三平方米。他大部分時間都坐在一把黑色的辦公椅上，彎著腰，一點點地推進尚未完成的大部頭《中國地衣志》。

“我既非好丈夫，又非好父親。”采訪中提到家人，特別是愛人，魏江春數次哽咽。

在家人心目中，這樣的一位丈夫、父親、祖父、曾祖父，卻讓他們自豪、榮耀。

“父親一輩子全身心投入，在科研上能做出這么好的成績，我們做兒女的，還有孫子輩的，心頭高興！”大兒子魏可寧對《中國科學報》說。今年10月，魏江春的故事在央視《吾家吾國》欄目播出后，上小學的曾孫子看了電視自豪地告訴同學“這是我的太爺爺”。

四世同堂的魏江春很喜歡孩子，他在自己的散文詩日記中曾寫道：“爺攜孫女公園游，天倫之樂盡享受。”

魏江春的電腦前放著一張簡筆畫，那是重孫子畫的：他和黃英娥很隨意地坐在小區樓下的一張長凳上。

但他更記掛那些地衣，九旬的他選擇了每天伏案工作。有時，他也會寫個人回憶錄，回顧一生點滴。

年少時的魏江春曾是一個“執拗”的人。他兩歲時，母親就去世了。從小他就希望能像家族里的哥哥們一樣去讀書（堂兄弟7人中，有5人大學畢業后在外工作）。但初中畢業后，父親希望他輟學管家。

“如果母親健在，我的處境會這樣嗎？”無望之下他曾跑到母親墳前痛哭。此情此景被他的發小看到了，告訴了他的父親。最終，父親還是心疼了兒子，遂了他的愿。

讀大學時，魏江春曾決定把大學畢業后第一個月的工資交給父親，沒想到父親卻在他大學畢業前夕過世了。這成了他心中永遠的遺憾。

年輕的時候，魏江春心中有過許多夢。至今，他家里的客廳還放著一架鋼琴，不過他很少彈。他用大部分的時間兌現填補地衣學空白這個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