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傳染病：不能重“新”輕“舊”

　　 最近的一次門診，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教授段鐘平遇到了三個丙肝患者。經診斷顯示，其中兩人為肝硬化，一人則為肝癌。

　　雖然經常碰到這樣的事情，段鐘平依然很痛心。

　　在我國，丙型肝炎的標準療法是利巴韋林加干擾素，這兩種都是抗病毒藥物。“丙肝其實很容易治好，只要發現及時，好好用藥，50%以上人的病情都可以得到控制，甚至痊愈。”段鐘平說。

　　然而，事實是，很多丙肝患者，一經發現，就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肝硬化或者肝癌。“丙肝從預防到診斷到治療，整個過程都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段鐘平說。

　　丙肝危害被低估

　　到現在為止，國內還沒有針對丙肝開展過全國流行病學的調查。

　　有調查研究表明，我國丙型肝炎感染率大概在1%左右。也就是說，全國有接近1300萬的慢性感染患者。不過，這些都是一些小樣本的調研，且不是專門為丙型肝炎的流行病學調查而開展的。

　　前段時間，段鐘平主持了一項關于我國丙肝治療經濟負擔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如果一個慢性丙肝病人不接受治療的話，15%~30%的人會得肝硬化，而5%~10%的肝硬化患者會變成肝癌。

　　2013年度全國法定傳染病報告發病、死亡統計顯示，與2012年相比，丙肝的死亡率增加了41.25%。

　　其實，丙肝的預防很容易，其傳播途徑不外乎輸血、母嬰傳播、靜脈吸毒及性行為。

　　而現在，“基本的家底都沒有摸清，預防、診斷和治療的效果更難以保證。”段鐘平說，對于丙肝不管是從診斷，還是預防和治療上，國家給予的重視程度都不夠。“有些既有的診斷，也很不規范。”

　　事實上，2007年，丙肝的應對曾面臨一個契機。當時，歐洲學術界和患者組織積極促請歐盟，將丙肝列入最危險的傳染病名單，并設立肝炎防治專項計劃，中國也曾打算開展丙肝普查工作。

　　不過，由于認識的問題，機遇最終失之交臂。中國疾控中心的一名專家表示，丙肝所帶來的危害性被低估了。

　　“炒新是政績”

　　被忽視的不只是丙肝。

　　布魯氏菌病，是一種人畜共患的傳染變態反應性疾病。20世紀50~60年代在我國有較重流行。不過，由于政府采取措施加強疫情監測等，至90年代初其感染率下降到0.3%，發病率也只有0.02/10萬。

　　然而，進入2000年以來，布魯氏菌病疫情強勢走高，每年的報告發病人數逐年上升。以寧夏為例，其發病率已經由2004年的0.02/10萬人上升到2013年的13.95/10萬人。

　　而面對布魯氏菌病再次復燃的勢頭，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所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表示，隨著一些新型傳染病的暴發或出現，部分常見的、多發的、傳統的傳染病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故而愈演愈烈。

　　而分析其原因，該專家使用了一個詞——“炒新”。“炒新能獲得重視，吸引注意力，是政績。”

　　而事實上，這些傳染病有著相當大的人口基數，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也是無法衡量的。有的地區，病發率甚至已經不好控制。

　　今年廣東省暴發的登革熱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廣東全省累計報告登革熱病例超過4萬例，創10年來最高。

　　“登革熱的發生是常規的，暴發機理很明確，需要常年采取應對措施，卻沒有人去落實。”有專家告訴記者，登革熱的抗原有激活作用，如果二次感染，治療很不容易。

　　此外，幾位專家都指出，直到上世紀90年代，我國政府都一直在努力開展群眾愛國衛生運動，從日常生活中關注傳染病的預防，但是，現在類似的舉動已經很難再看見。

　　科學積累亟須增加

　　“對于常規的、多發的傳染病，我們在應對技術和方法上已經有所儲備，所以投入更多的精力、物力等到新發傳染病的研究，并沒有問題。”中科院廣州分院副院長、微生物與分子生物學專家郭俊說。

　　不過，對于常規的傳染病，郭俊表示，也必須要加強重視。在他看來，應對傳染病，關鍵不是看它是新生還是既有的，而是要關注其在社會和人群中傳播的程度，只要達到一定程度，就要加強預防，并及時切斷其傳播鏈，而這需要加強監控的力度。

　　常規傳染病威脅持續存在，新發傳染病又不斷出現，我國面臨來自傳統傳染病和新發傳染病的雙重壓力。為此，相關的傳染病監控和預防體系也在不斷完善中。

　　不過，在專家們看來，在基層和相對比較貧困的地區，體系建設還有相當大的完善空間。

　　上述中國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表示，必須要提高該體系的早期預警能力，讓其能夠早期發現疾病的流行以及暴發、流行的信號。

　　“要提高其覆蓋面，做到橫向到邊、縱向到底。”郭俊說，健全的科學體系、醫療體系、疾病預防體系和知識傳播體系是應對傳染病的基本支撐平臺。

　　而其中，更多的科學積累是必需的。郭俊說，對常規的既有的傳染病要加強監測，更新技術儲備；與此同時，也要建設高水平的研究平臺和研究隊伍，使得新發傳染病能夠追溯到病原，以便作出及時的分析和判斷，更好地加強對傳染病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