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聚焦與災難應對政策最近的科學官

　　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套危機應對的有效機制。

奧巴馬與科學顧問在一起。

　　作為一名種群生物學家，John Beddington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研究捕魚業，沒怎么考慮過火山問題。但是，2010年4月，時任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的Beddington發現自己不僅要學會冰島艾雅法拉火山的發音，還必須應對火山爆發帶來的危機。

　　2010年4月14日，艾雅法拉火山在很短的時間內噴發出大量巖漿。受西北風影響，火山灰對歐洲最繁忙的商業航班航線造成了巨大威脅。很快，政府對科學家的要求不再僅僅是弄清火山究竟噴發出多少灰塵，還要求他們計算出火山灰在空中的分布情況以及對航班的影響。因此，Beddington被政府從家中緊急召集到唐寧街10號（英國首相官邸）。

　　在危機爆發的第一周，權威機構迅速關閉了受火山灰侵襲的空域，導致全歐洲超過300個機場關閉，850萬乘客的出行受到影響。此外，禁令還使得航空公司以及與航空業有關的商業蒙受巨大損失。

　　作為一名為政府部門出謀劃策的科學顧問或科學機構領導人，科學家需要有應對突發事態的能力。《自然》雜志把目光聚焦于3場危機，分別是2010年艾雅法拉火山噴發、2010年美國墨西哥灣石油泄漏、2011年歐洲溶血性尿毒癥候群（HUS）暴發，并回顧政府在當時的應對措施。

　　空中危機

　　在與首相會談后，Beddington開始召集一個由火山學專家和氣象學專家組成的座談小組，并命名為緊急事件科學顧問小組（SAGE）——艾雅法拉火山專案組。SAGE是英國政府在應對危機時獲取技術支持并將之傳達給決策者的主要機制。

　　SAGE概念最早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當時是為了應對瘋牛病。SAGE艾雅法拉火山專案組于2010年4月21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在此之前，世界上最繁忙的機場——倫敦希斯羅機場的限飛政策已經執行了5天，97%的航班被取消。SAGE包括英國地質調查局火山學家Sue Loughlin，其博士論文就是研究艾雅法拉火山并且他在西印度群島蒙特色拉特島工作多年，其間曾經歷1997年一次致命的火山噴發。Loughlin 和其他研究者為SAGE提供了艾雅法拉火山的地質歷史資料以及當前噴發速度。

　　但是，火山灰移動的速度和危機的嚴重程度超出了SAGE的應對速度。歐洲的交通部長受到了來自航空公司的極大壓力（要求回復航班），因而不得不在4月19日宣布恢復航班運營。在當時，SAGE還沒來得及召開第一次會議。

　　當最初的爆發停歇之后，艾雅法拉火山仍然在持續向空中噴發火山灰，沒有人知道這座火山是否還會再次爆發。在第一次會議召開后的兩個月，Beddington又與SAGE成員會談了3次，要求他們通過評估火山爆發的細節，預測再次爆發的可能性。在諸多需要調查的目標中，SAGE特地指出卡特拉火山可能也會爆發，因為在過去，卡特拉火山與艾雅法拉火山曾相繼爆發。顧問將這些信息傳達給內閣辦公室，后者將據此研究未來火山灰緊急事件的應對措施。

　　SAGE還敦促政府部門評估未來的危機，例如更大規模的火山爆發。但倫敦大學學院風險專家David Alexander指出，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應對危機的速度都太慢了。“仍沒有計劃應對可能對數百萬人造成影響的災害。”

　　漏油危機

　　當歐洲飽受火山灰之苦時，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被災害弄得焦頭爛額。2010年4月20日早上9點，一名在英國石油公司（BP）深水地平線號鉆井平臺工作的工程師注意到一個不同尋常的震動。數分鐘后，平臺爆炸，導致11人喪生且原油大量泄漏，嚴重污染了墨西哥灣，釀成重大環境災害。

　　當泄漏口于2010年8月被堵上時，據估計已經泄漏了490萬桶左右的原油，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新組建的科學顧問團隊迎來了重大挑戰。

　　深水地平線號鉆井平臺爆炸是一場令人生畏的災難，原油以不為人知的速度從海底1500米深處泄漏。但是，在事件發生的一個月后，政府部門仍極大地低估了原油的泄漏量，這個錯誤為重新封堵鉆井平臺造成了困難，也讓公眾對總統應對災害的能力深感不安。奧巴馬政府掌管科學研究的重要官員，例如總統科學顧問、掌管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的物理學家John Holdren最初對被低估的數值無動于衷，盡管當時有科學家提出BP鉆井平臺泄漏的原油量是政府部門估計的數倍。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一直堅持原油泄漏量只有每天5000桶，但獨立科學家利用衛星圖像分析浮油量以及研究BP公司介紹深水地平線號鉆井平臺水下油管的視頻后認定，每天原油的泄漏量應在2.5萬桶到10萬桶之間。OSTP高級政策分析師、海洋學家Kate Moran 說：“在我看來，官方一直堅持的數據大大低估了真實情況。”由于低估了原油泄漏量，BP公司在嘗試封堵時遇到了困難，因為預先準備的封堵器材無法堵住噴涌而出的大量原油和天然氣。

　　直到5月27日，政府才承認原先數據過低。顧問團最初預計每天有1.2萬~1.9萬桶原油泄漏到墨西哥灣。最終，政府給出的官方數字是，爆炸剛發生時的泄漏量為每天6.2萬桶，之后于8月份下降到每天5.3萬桶。

　　物理學家兼諾貝爾獎得主朱棣文說服了BP石油公司使用γ射線對水源、水溫和水壓進行成像，這為進一步處理泄漏事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溶血性尿毒癥候群暴發

　　在深水地平線號鉆井平臺事件爆發1年后，德國漢堡市的醫生向政府緊急求助。2011年5月19日，3名該市兒童在當地醫院被確診為HUS，這是一種因腸胃感染大腸桿菌導致的可能致命的疾病。因為擔憂疾病大范圍暴發，漢堡衛生官員聯系了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KI），后者是德國專門負責疾病控制和預防的聯邦機構。

　　當3名RKI流行病學家于次日抵達漢堡時，他們發現此次事件不同尋常。在之后的數日，包括成年人在內的其他患者相繼涌現，且不再局限于漢堡地區，并最終演變成為歐洲史上最嚴重的大腸桿菌感染。在之后的兩個月里，總計有超過3800人患上了急性胃腸道感染，其中有845人演變成HUS，另有54人死亡。而真正的感染源直到7月5日才最終確定——來自埃及的胡蘆巴種子。

　　RKI主席Reinhard Burger說：“本次暴發具有教育意義，告訴人們當一種新的威脅出現時，其發展速度和影響程度將是多么地難以想象。”Burger還指出，本次事件體現了，當來自不同機構的科學家向不同級別的政府機構匯報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會涌現的諸多問題。

　　RKI最緊迫的任務就是確定大腸桿菌的感染源，而這種病毒通常由食物傳播，因此流行病學家首先調查的是患者近期食用的食物。Burger說：“我們調查后發現，人們在病發前幾天食用的食物例如鮮牛奶和肉類都沒有問題。”德國北部所有患者的唯一共性在于，他們都食用了包含西紅柿、黃瓜和生菜的沙拉醬。5月 25日，RKI與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聲稱這些蔬菜與感染有關。

　　RKI科學顧問說，多家聯邦機構同時跟進疾病控制與食品安全問題，相互間共同配合，合力應對危機。但真實情況是，多家機構間的配合是沒有效率的。

　　這些事件證明了科學顧問在應對危機時的關鍵作用，尤其是他們能向政府領導人和公眾傳播清晰可信的信息。但目前，科學顧問也面臨諸多困難：緊急事件通常令他們措手不及，官僚作風又令他們難以及時將信息傳達給決策者。Beddington說：“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套危機應對的有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