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補償在中國推行多年專家探討如何走出迷茫

　　近日，備受關注的《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公開征求意見階段結束。其中，修正案首次規定國家建立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引發廣泛熱議。

　　其實，生態補償已在中國推行了多年，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不過，由于缺乏頂層設計和立法層面的保障等諸多原因，中國的生態補償一直在困難中前行。

　　如何從這種迷茫中突圍，真正通過生態補償機制促進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一直是業內專家們努力的方向。

　　“摸石頭過河”

　　“我們家除了農田，山后還有20多畝林地，已連續7年獲得了國家生態補償金。這是我上學的重要經濟來源，但已接到通知明年會停止補償。”來自湖北的北京理工大學本科生羅伊(化名)略顯惆悵地跟同學說。

　　今年7月9日，貴州省黔南州布依苗族自治州都勻市一位領導在工作報告中提出，面對貴州省工業發展和生態保護的兩難，珠三角地區應向貴州提供生態補償。

　　而最近，浙江省淳安縣和安徽省黃山市聯合開展了新安江跨界斷面水體監測。此舉意味著我國首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機制進入實際操作階段。

　　這些零散的信息，折射出當前中國生態補償的現狀。在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某承看來，雖然近年來全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開展了生態補償工作，但補償標準不一，各地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尚未建立科學、標準的生態補償機制。

　　據統計，從2001年到2012年，由中央財政安排的生態補償資金總額從每年23億元增加到約780億元，11年間累計達2500億元左右。

　　然而，在生態補償探索中，有人正當獲利，也有人利用政策謀私利，更有生態破壞者未給予受害者應有的補償。讓更多人迷茫的，則是生態補償究竟采取怎樣的方式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深層次問題掣肘

　　“盡管我國在生態補償方面開展了不少工作，但在研究和實踐上還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沈鐳回憶，2005年前后在研究所一次討論會上，“大家聊起了生態補償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如補償標準確定缺乏科學依據;補償機制建立過程中，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度不夠;生態補償的范疇和總體框架沒有建立起來;補償資金來源單一，補償數量不足;由于缺乏統一的歸口管理，造成管理上的混亂;政策和法令不夠健全等”。

　　2005年，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組建了中國生態補償機制與政策研究課題組，由中國工程院院士李文華領銜。課題組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最終向國家提出了9項政策建議，其中提及“生態補償應當遵循的原則包括：破壞者賠償，使用者付費，保護者獲得補償的原則”。

　　關于補償標準，科學家們認為，一般來說，生態保護者的投入和機會成本可作為生態補償的下限，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可作為生態補償的上限。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應當綜合考慮國家和地區的實際情況，特別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態破壞情況與生態保護的目標，通過協商確定。同時，應根據生態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進行適當的動態調整。

　　課題組還就此出版了《中國生態補償機制與政策研究》專著。

　　補償可實現雙贏

　　盡管生態補償的專著已出版，但許多地方政府仍未找到可供借鑒的具體案例作為參考。

　　為給我國生態補償立法提供科學依據，李文華課題組以中國第一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浙江青田傳統稻魚共作模式為例，對比分析了我國傳統農業與常規農業的生態效益。

　　研究人員在浙江青田調查時發現，在調查區域內，農戶很少使用農藥，其用量大概為常規耕作模式的1/3。這從源頭上消減了農業面源污染，通過計算，可縮減污染治理費用4200元/公頃。共生系統還減少了稻田甲烷排放量，使生產活動的外部負效益損失降低493元/公頃。

　　“綜合而言，稻魚共生系統使外部經濟效益提高了2754元/公頃，外部負效益損失降低了4693元/公頃。因此，總體外部經濟價值增加了7447元/公頃。如果從社會生態角度看，稻魚共生系統比常規稻作模式有更大的貢獻。”劉某承介紹說。

　　課題組據此認為，無論如何，農戶進行稻魚共生模式的農業生產活動產生了顯著的外部經濟效益，政府需要對此進行補償。他們計算得出，若政府補償974元/公頃，稻魚共生模式的投入產出比可以從1：5提高到1：7;若政府補償1136元/公頃，則其投資利潤率從394.5%提高到599.9%。因此，補償標準的下限為1136元/公頃。補償標準的上限，即稻魚共生系統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為 16045元/公頃。

　　在專家們看來，或許浙江青田傳統稻魚共作模式將是中國生態補償的一次有益探索。一方面，通過建立合理的生態補償機制，農戶獲得了其創造的全部價值。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對農戶的補貼，實現了直接經濟價值和社會綜合效益的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