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危機之殤：放射恐懼陰魂不散

　　 

　　在身處與世隔絕以及無形的核輻射威脅的情況下，這21萬逃難的災民又遭受著多大的精神創傷，這一點卻是難以估算的。

　　Togawa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開游戲機。作為一位39歲的父親，他每晚都會花3個小時一邊打游戲一邊喝燒酒，并且常常在電視機前睡著，然后在妻子Yuka的攙扶下搖搖晃晃地爬到床上。

　　近兩年來，受25年來最嚴重核災難影響，Kenichi和他的家人成為難民。2011年3 月11日，一場劇烈的地震襲擊了日本東北海岸，形成一股高達13米的海浪，灌入了擁有6組反應堆的福島核電站并摧毀了其中的3組。事發后第二天，在1號反應堆爆炸前幾小時，Togawa一家疏散到了離核電站10公里以外的區域。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居住在福島縣東北部疏散區外的一間青灰色小公寓中，那里有許多一排排類似的臨時住房。Togawa一家5口擁擠在一間總計30平方米的三居室中，而房屋的窗戶很難勝任在冬天隔絕冷風的任務。

　　災民之聲

　　過去18個月的經歷為整個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創傷。曾任職于核電站的Kenichi開始沉迷于酒精，很少再練習柔道，并且疏于社交，體重也增加了。妻子Yuka則表現出對社會的強烈不滿情緒，這在相對傳統的福島縣婦女中是不尋常的現象。想到日常生活，Yuka會感到開心，但她也難免會想到未來的生活，每當這時她都會感到失落。

　　據他們所知，一些人正在更加痛苦地掙扎著，比如現在的鄰居們大多沒有工作，只能每天閑散在家。

　　面對核災難的最直接沖擊，公共衛生專家對核輻射可能造成的威脅感到憂慮。隨后的分析表明，及時，或者說匆忙地將災民疏散到遠離核電站的安全區域降低了核輻射的威脅。但是，在身處與世隔絕以及無形的核輻射威脅的情況下，這21萬逃難的災民又遭受著多大的精神創傷，這一點卻是難以估算的。

　　研究員與臨床醫生正在嘗試去評估和緩解這些問題，但日本政府究竟有沒有決心和資金為災民提供必要的援助，人們對此持懷疑態度。另外，由于災民不信任政府并且不愿談論涉及到心靈創傷的問題，因此他們是否愿意接受援助仍然是未知數。綜合考慮上述情況，研究者擔心這會導致災民的焦慮情緒、藥物濫用和抑郁癥。

　　與海嘯的幸存者相比，這些核災難的災民未來所面對的困難則要“更勝一籌”。來自福島醫科大學的神經精神病學家Hirooki Yabe參與了兩地的救災工作，他說：“海嘯災區的生活似乎得到了改善，難民對未來表示樂觀。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核災民的心情則‘如墜冰窖’。”

　　逃難之路

　　福島縣的主要產業有果園養殖業、水稻種植業以及漁業。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岸邊的居民曾支持修建核電站，之后共有兩座工廠建立并向首都東京供電。Kenichi于1994年開始供職于福島核電站，而Yuka是醫院的護士。Togawa夫婦以及他們三個分別為9歲、12歲和15歲的孩子，共同生活在緊挨海邊的小鎮——浪江市的一所四居室內。

　　這個家庭的生活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2點46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Kenichi感到地面持續晃動了幾秒鐘，他立即回家。Kenichi到家后發現全家安然無恙，不過他又開始擔心起了工廠。他的工作是確保安全系統會持續對反應爐進行降溫。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系統不再運轉將導致反應堆被熔毀，緊隨其后的核輻射將殃及周圍的小鎮。那一夜，余震不斷，全家整晚開著燈和電視，在膽戰心驚中度過。

　　第二天一早，整個浪江市回蕩著尖銳的警笛，提醒人們立刻轉移。Togawa一家被安排到距離家鄉西北方向30公里的對馬島。找到車后，Togawa一家立即動身前往指定地點，但整條公路遍布驚慌失措的居民，最終他們只得住進另外一家疏散中心。

　　全家驅車越過一個又一個救助中心，直到抵達川俁市的一座漆黑狹小的體育館，此時他們已經距核電站西北方40公里遠了。在體育館分得一小片木地板權作棲身之地之后，他們對核輻射充滿憂慮。Yuka說：“我們對核輻射的影響所知甚少，并且不知道川俁是否安全。”

　　緊急救助

　　在第一批救助者中有不少是心理咨詢師，這反映了日本社會對心理健康態度的轉變。多年來，日本小規模但是現代化的心理咨詢服務僅面向患重度心理疾病的人群。整個社會傳統上對常規的心理疾病例如抑郁癥關注很少。但是，近幾年，日本醫學會已經開始培訓醫生有關抑郁癥和自殺的知識，政府亦打響了防止自殺的戰役。

　　Yabe說，心理咨詢的質量仍然參差不齊，而福島縣在災前甚至根本沒有該類服務。心理健康對于鄉村、保守地區以及沉默寡言的村民來說并不是第一位的。結果，海嘯和核災難的暴發使得該地區的心理健康服務近乎于崩潰。

　　在災難暴發之際，福島縣大部分的資源被用來幫助那些患有心理疾病的災民。心理健康專家看望了其他一些簡陋的避難所，但是他們卻只樂于對最嚴重的心理疾病，如精神錯亂和外傷后的應激障礙提供治療。

　　Togawa一家屬于上千名被醫生和咨詢師忽略而自生自滅的災民中的一員。第一天在避難所的日子Yuka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是她仍然清楚地記得那時糟糕的感覺：患病的老年人躺在地板上呻吟;對核輻射的恐懼籠罩在每個人的心中;不斷有災民插隊搶奪食物。她說：“我們就和沒有鐵鏈的貓狗一樣。”

　　在沒有外界的引導下，避難所的難民自發地組織自我救助。最初的三天，Yuka志愿做起了護士工作，但之后她感到異常地憤怒，她不能理解的是：為什么同樣是受害者的她，要消耗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去照料其他人。Yuka將自己反鎖在難民營外自己的車中，情緒崩潰中的她不斷地尖叫哭喊。

　　無形創傷

　　與災民一樣，福島醫科大學的醫生同樣也努力地調整自己以適應災后的生活。到了5月，在緊急救助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之后，醫院接到了新的任務——評估公眾的核輻射量。來自長崎大學的放射衛生專家Shunichi Yamashita負責領導一項針對福島健康管理的調查，他認為測試輻射量是一項棘手的工作。核電站周邊的輻射監控器已經在地震和海嘯中或者損壞，或者徹底被摧毀，加上疏散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混亂，使得災民所受的輻射量和時長很難被準確評估。

　　值得欣慰的是，有限的測試結果表明，災民所受的核輻射量很低。最新的健康評估報告顯示，絕大部分難民的輻射量都很低，最高只有25毫西沃特。

　　放射專家指出，在如此低的輻射量下預測其對健康的影響是非常困難的。獨立統計員Dale Preston研究原子彈幸存者多年，他說：“我認為患癌癥的風險會增加，不過幅度非常非常小。如果你曾經作過大樣本容量的研究，你會發現，要想通過統計學上的顯著分析來觀察和輻射有關的危險，這樣的試驗是很難的。”

　　鑒于此，健康調查決定不以固定人群來研究疾病的爆發率。作為代替，他們通過檢測甲狀腺以及其他手段去幫助有需要的災民。Yamashita希望通過自我測試以及收集上來的數據可以證明輻射量極小從而重振災民的信心。

　　心理健康已經成為該調查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2012年1月，研究者向總計21萬名難民發放調查問卷以評估他們所承受的壓力和不安情緒。來自國家心理健康研究中心的精神病學家Yuriko Suzuki指出，將調查結果制作成圖表后顯示，有超過91000名受訪者的等級非常高。大約15%的成年人正在承受5倍于正常值的極端壓力。另外，20%的受訪者有精神創傷。

　　面對壓力，一些難民已經達到了臨界點。Kenji Ookubo已經無法再忍受在臨時住房的生活了，在那里他開始飲酒并飽受胃痛的折磨。在川俁租下房間之后，他開始經常呆在被父母遺棄的家中。沒有工作、失去希望的他說：“我回到這里只是為了遠離壓力，我看不到未來。”

　　來自美國哈佛醫學院的醫護政策專家Ronald Kessler認為Ookubo的遭遇是大災難后的普遍現象，他說：“短期內，災民會干勁十足。”但是，當重大的損失或者健康問題導致他們無法回到原來的生活時，抑郁和焦慮就會占據他們的心靈。Kessler說：“災民出現類似的心理問題僅僅只是一種荒謬的焦慮罷了，從某種程度來說他們，僅僅只是太過疲憊了而已。”

　　恐懼陰霾

　　Yabe所說的“放射恐懼癥”仍然是困擾日本災民的主要問題。例如，美國皮爾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項民意測驗表明：無論政府和科學論斷如何去證明，76%的日本民眾仍堅持認為來自福島縣的食物是不安全的。并且一些人對政府在健康調查中所說的極少人遭受大量輻射的事實根本不信。

　　與很多人一樣，Yuka也在擔心類似的問題。她和丈夫Kenichi受到過相關的教育，并且從常規的身體檢查和甲狀腺檢測中重拾了部分信心。

　　不過，Togawa一家現在正面臨著現實的問題。政府允許他們一家可以在2014年8月之前一直居住在現有的小公寓中，但在那之后會發生什么，Yuka并不知道。她說：“盡管政府官員說他們正在處理該問題并且正在為災民修建公共住房。但是我們到現在還不清楚房子會建在哪里。”每當她和丈夫Kenichi想到他們的未來時都會感到十分地沮喪。

　　受福島健康管理調查項目科學家的指派，一支由精神病專家和護士組成的隊伍，面向在精神健康調查問卷中悲傷指標獲得高分的個體，進行追蹤訪問。但只有40%的成年人對此調查作出了回應，并且研究者懷疑受影響最嚴重的災民沒有參與該調查。即使電話打通，對話也不會超過5~10分鐘。

　　即使查明了問題的所在，精神病學家仍然不確定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類似于Togawa一家這樣的被疏散人員，正在承受亞臨床問題，例如精神焦慮和壓力。這些問題并不需要接受廣泛地治療或者住院，卻影響著他們的日常生活。

　　Yabe建議應在福島全縣建立一些專門治療心理疾病的無需預約的診所，以動員全社區并幫助更多的家庭。Kessler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海嘯幸存者的悲傷會得到減輕，與此相反的是，核事故的災民將會經歷越來越多的尤其是有關輻射的焦慮。 Kessler預測：“當一切塵埃落定之后，如何消除這些災民的焦慮情緒將是一個廣泛而普遍的問題，而如今就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好時機，這一扇機會之窗正等待著我們去打開。”

　　但是該健康調查缺乏資金以開展更深入的項目。該項目的負責人之一、福島醫科大學的流行病學家Seiji Yasumura說，政府每年撥款30億日元(約合3400萬美元)給該項目，日前，由于花銷達預算的兩倍之多，導致調查組正經歷著嚴重的財政危機。截止到目前，21萬名災民中，僅有100人接受過來自心理醫生的面對面輔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