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墻上的成果”落地生長

　　2016年國內高校發明ZL榜單已經出爐，有人說這是一份漂亮的成績單，也有人質疑高校ZL是掛在墻上的榮譽證書。榜單背后，集中了大量創新資源的高校創新力究竟如何？“墻上的成果”落地之路還有多長？

　　ZL強校成為創新高手

　　在2016國內高校發明ZL申請受理量排名和發明ZL授權量排名上，不乏常常上榜的“老面孔”，而且大部分排名靠前的高校，其本身在全國高校綜合實力排名中也名列前茅。

　　中科院知識產權研究與培訓中心副主任宋河發表示，像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創新實力比較強的綜合性大學，ZL的申請量和授權量都位居前列，這反映出ZL的申請量和授權量基本上與高校的創新能力成正比。

　　宋河發認為，一些高校每年申請上千件ZL，說明高校知識產權意識和管理水平在穩步提高，包括一些地方高校也非常重視知識產權創造，申請ZL積極性提高。此次廣西大學和蘇州大學表現不凡，特別是廣西大學發明ZL申請量排名第一實屬不易。這充分反映了我國近兩年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積極成效，也說明高校在認真貫徹2015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新形勢下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值得充分肯定。

　　數量有余但是轉化不足

　　“從ZL申請量來看，榜單上的高校已經遙遙領先于國外知名高校，因為即便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這樣的名校，每年的申請量也只有七八百件。但是我國高校產生這么多ZL，實施率仍然比較低，國家知識產權局調查顯示，全國高校2014年有效ZL中生產產品并投放市場的比例只有1.7%，轉讓許可率只有2.1%，2015年一個中部省份高校1000件ZL只轉移出去1件。”宋河發說。

　　為什么高校ZL轉化不足？就高校自身而言，重申請、輕轉化應用是高校普遍存在的問題。北京理工大學科技評價與創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劉云告訴《經濟日報》記者，高校ZL申請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計劃項目結題需要驅動，或是基于考核、驗收、評職稱所需的申請，本身量大不優，很多ZL成熟度和配套性不夠，技術研發與市場和產業發展需求相脫節，外部企業難以直接應用。

　　而一些優質ZL在轉化中同樣存在障礙，比如高校發明人自認為ZL價值高，不愿意以低價轉讓許可給外部的企業；高校發明人自己創業辦公司，不愿意把核心關鍵技術ZL轉讓許可給外部企業，導致技術交易市場中高校ZL技術轉讓許可的效果令人擔憂。

　　“除了高校自身的原因外，政府在運用知識產權方面缺乏積極有效的投入政策，這也影響了ZL落地。”宋河發說，“如涉及知識產權轉移的稅收政策，大學科研機構轉移出去的ZL獲利，以前免交營業稅而且稅率只有5%，而現在則要繳納6.3%的增值稅與附加稅。要降低知識產權運用環節的障礙因素，國家應該考慮給予稅收優惠及其他政策支持”。

　　提升管理水平迫在眉睫

　　劉云表示，對我國而言，不同的高校應該發揮各自優勢，在運用知識產權方面有所側重。一部分主要從事基礎研究的高校應注重把控重大原創性的ZL，盡快轉讓許可，提高我國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其他主要從事工程和技術研發的高校，一方面瞄準國家戰略需求和產業技術前沿，另一方面加強與國內優勢企業的合作，通過協同研發與創新，合理分享成果和利益，實現科技成果和ZL技術的順利轉化應用。

　　知識產權管理水平需要盡快提升。宋河發認為，我國高校科研機構缺乏既通曉知識產權管理、又熟悉技術轉移業務、還具備投資基金這3個功能的知識產權管理或技術轉移管理機構。國外的高校不乏這樣的機構，以牛津大學的ISIS創新公司為例，100多人的管理團隊將技術、法務、投資打通，3個功能充分結合，相互支持相互約束，能轉移的技術才申請ZL支付成本，為促進技術轉移，自身的投資資金先行投資，以此充分帶動外圍企業投資。正是有這樣的機構支撐，國外高校ZL的轉讓許可率基本都在50%到70%。

　　“我國高校應該設置類似的機構，彌補體制機制短板。”宋河發說。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曾經設立類似的技術轉移辦公室，負責技術轉移的團隊既有投資眼光，又具備法務知識，和企業談判順暢許多，大大促進了ZL轉化落地。宋河發介紹，有了該機構后，中科院上海生科院2008年以來每年知識產權獲得的實際收益占了中科院知識產權總收入的一半，如今該機構已發展成為上海盛知華知識產權服務有限公司，服務更多高校和科研機構。

　　隨著現在科學技術越來越復雜，知識產權越來越多，宋河發認為，知識產權轉化的模式也應該變化。“國外高校科研機構基本上都有知識產權商業化投資基金，我們也應該用投資的方式處理知識產權轉化問題。同時我們還要借鑒國外成熟的知識產權共享模式和ZL池運營模式，加快完善國家科技計劃中的知識產權管理政策，支持建設和發展一批ZL池運營企業，讓知識產權真正變成現實的生產力，只有這樣創新驅動發展才能實現。”宋河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