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我們離世界一流大學有多遠

　　 英國QS教育集團最近發布了2015年最新“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國大陸有58所大學入選全球頂尖學科前400名，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這說明我們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我們是否就可以想當然地認為，我們離世界一流大學只有一步之遙了呢？

　　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深入研究多國的高等教育系統后得出分析框架，從學術組織、學術信念和學術活動三個方面來分析世界一流大學。我們選取其學術組織這一維度來檢視世界一流大學經驗，看看我們的差距。

　　曾有學者對大學組織的演變作出這樣的描述，“從18世紀前的僧侶村莊，發展到19世紀的知識分子小鎮，再到二戰后多校區、多元化的大都市”。中世紀大學自巴黎大學始，設有“文法醫神”四個學部，可以理解為今天的四個學科，這種組織模式持續了很久，直到柏林大學出現。柏林大學打破了以往的學科建制，開創了“講座制”，“講座”最初是研討班，后來發展為研究所、實驗室，甚至醫院，是新學科、新知識的孵化器。也正是在這些新組織機構里，柏林大學首創了學術自由、科研與教學融合的辦學模式。

　　因此，世界的學術和科學的中心轉移到德國。許多美國學生留學德國，將德國的講座制帶到美國，并以一個全新的面貌出現——研究生院，以霍普金斯大學為代表的研究型大學應運而生。因為美國大學的市場調節機制，伴隨著科學的進步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美國不同層次的大學都迅速進行了學科重組，新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研究中心層出不窮。而這些都反饋到教學系統中，通過如本科生科研計劃、教師的評價等措施促進教師跨學科科研和教學的合作。這也得益于美國教師行政管理體制的機動靈活，其編制只具有統計意義，沒有學術發展的意義。

　　中國情況如何呢？我們的學科是和院系伴生的，在目前管理體制下，它是與資源聯合起來的，所以目前按照行政邏輯而非知識發展邏輯劃分的重點學科，一級、二級學科，勢必對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產生不良的影響，也違背了學科發展的規律。我們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大多是從院系中分離出來的，而不是不同學科組合起來的，所以具有單學科性和重復性。更有甚者，往往是為了解決行政上的問題，如人事職務等而建立起來的。

　　中國大學的研究生院是管轄所有學科方向的獨立于學術活動的行政部門，而且無論什么學科都按照同一模式管理，直接干預從招生到培養的全過程。而西方大學的研究生院與本科生院一樣都是學術單位，如法學院、教育學院，只不過其管轄的學生是研究生而不是本科生。研究生管理是學院的職責，一般不設校級研究生院管理機構。

　　總之，研究型大學的行政組織應是為學術組織服務的。因此，行政組織要松散，學術活動要有序，所謂“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越是高水平的大學越是如此。只有這樣，一旦出現行政與學術的不協調，才能迅速作出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