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科大失明教授，如何走出至暗時刻

19歲站上大學講臺，29歲失明，人生舞臺大幕逐漸合攏。

閱讀和書籍，讓我看見生命航行中的燈塔。

黑暗中奮斗，登上哈佛大學演講臺，重回三尺講臺，播撒點點星光。

——楊佳

01

沐浴在科學的春天

我是個湘妹子。

故鄉的山山水水令人難忘。

從我家窗子望去就是岳麓山的美麗景色，從小我就愛跟父母去爬山，一路走來，岳麓書院、愛晚亭、黃興墓、白鶴泉……

我的童年不僅與一年四季風景如畫的岳麓山為鄰，更與靠窗的4個竹質的大書架為伴。

1978年，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和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一下子我的同學們都秒變“追星族”，大家爭相立志要當科學家。

那年正趕上全國恢復高考，學校讓我去試試。我想，試試就試試！

我是穿著一件印著“Spring of Science（科學的春天）”英文花體字的確良襯衫走進大學校園的。

77級、78級的大學生有個特點，年齡懸殊，有30多歲的，也有15歲像我這樣的，有兄妹，也有夫妻。

大學畢業前夕同宿舍好友合影（前排中間楊佳）。

這是我國積淀了十年的精英。

當時有個口號“把失去的十年奪回來”！我們同宿舍7個人，我睡上鋪，學校晚上9點鐘熄燈，可半夜醒來，發現室內仍有燈光，低頭一看，原來下鋪的劉京鳴同學頭戴一頂礦工帽，正在聚精會神地看書。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很多，這種精神感染著我，我懂得了什么叫緊迫感和使命感。

大家學習非常自覺。

精讀課上，老師講《鐳的發現》，我們早已通讀《居里夫人傳》；

泛讀課講《呼嘯山莊》，我們會把勃朗特三姊妹的書都拿來看；

一次，學的課文是黑人作家亞歷克斯·哈利的小說《根》，大家就爭相閱讀《飄》《湯姆叔叔的小屋》。

看了電影《霧都孤兒》，大家又紛紛閱讀狄更斯的原著及《艱難時世》《大衛·科波菲爾》《遠大前程》。

畢業后，我留校任教。

19歲的我站在大學講臺上，教英語系二年級精讀課，臺上臺下，年齡相仿。

后來，又考上了中國科學院大學，當年叫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畢業后，我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英語培訓中心任教，也是該中心第一位教英語寫作的中方教員，由于教學效果好，美國主任保拉·沙布亞克讓我連教了8個學期。

02

暴雨洗劫的夏天

可偏偏這個時候，我的世界朦朧起來。

先是上課時讀課文讀錯行，后來書上的字變得越來越模糊，視野也變得越來越窄，就像舞臺的大幕徐徐向中間合攏……

原來我患了一種罕見病，視力不斷下降，失明將不可逆轉。

醫生把診斷結果告訴了父親，父親一夜白頭。

周末和假期，我不再去圖書館了，而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奔走在求醫問藥的路上。

西醫、中醫、針灸，就連最痛苦的球后注射，都嘗試了，都無濟于事。

當新辦好的國家圖書館的借閱證遞到手中，我已經看不清自己的照片了……

終于，一個早晨，我睜開眼睛，迎接我的是一片漆黑。

那一年，我29歲。

適應黑暗的過程是一種煎熬。多少次，我習慣性地拉開窗簾，“天，怎么老不亮啊！”

宗璞在《告別閱讀》中的那種痛心疾首，此刻，我感同身受。

然而，我堅信人類當“告別武器”，但絕不可告別閱讀。

不能看書，我就聽書，錄音機用壞了一臺又一臺。

不能寫字，我就學盲文。可30歲的我，盲校不收，只好通過電話向老師請教。

原以為盲文是一種世界通用語，其實不然。

“中國盲文之父”黃乃先生一人就發明了兩種漢語盲文，世界上的盲文多種多樣。以手指摸代替眼睛看，實在太難了。

一個簡單的英文單詞，我用手足足摸了一個多小時，就是不解其義。

我有一個夢，我還想教書。可重返講臺談何容易。

第一關就是行路難。

一個熟悉的聲音對我說，“爸爸給你當拐杖”。就這樣，年復一年，我緊緊握著父親的手臂，坐公交、擠地鐵，輾轉到教學樓，風雨無阻。

我還想寫書，開始嘗試電腦語音軟件，苦戰數月，書一本本出版，我又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03

從未悲秋

在人生最絢麗、最張揚的迸發時刻，無暇沉溺感傷，唯有不負韶華，砥礪前行。

新世紀，在中國科學院大學提出的“亞洲一流、國際知名”目標感召下，我又萌生了一個念頭：我還想讀書！

我考上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哈佛學生閱讀量非常大，每次課老師布置的閱讀總不下500頁，同學們都感覺時間不夠用，對我就更不夠了。

因為我必須先通過掃描儀把資料一頁頁掃進電腦，再通過讀屏軟件把內容讀出來。

這樣一來，時間全沒了，只能拼速度了。

我由原來每分鐘聽200多個單詞，提速到每分鐘近400個，聲音全都變了調。

讀不完的書、做不完的作業、寫不完的 paper，還要參加許許多多的學術活動……幾乎每天學習到凌晨兩三點。

最終，我不僅完成了學習任務，還超出學校規定，多學了3門課，成為哈佛大學建校以來首位獲MPA學位的盲人學生。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約瑟夫.奈給楊佳頒發畢業證書。

哈佛學成歸國第2天，北京申奧成功，年底中國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這種大環境下，在我的導師李佩先生和校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我在中國首創《經濟全球化》《溝通藝術》課程，將哈佛MPA課程本土化。

課程放到網上，創下了中科院研究生院“空中課堂”點擊量第一的紀錄。我講授的課程被評為“優秀課程”。

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專家顧問期間，為北京奧運會、殘奧會賽會志愿者制定了“NP3S”專業服務標準，填補了國內空白。

我的經歷表明，書不但可以看，還可以聽、可以觸摸。

04

狂歌一冬

失明讓我懂得，人最怕失去方向感。也賜予我一大命題，當人生到了至暗的時刻，應怎樣超越，怎樣逆襲？

獨處之時，思緒紛至沓來，我時常想起導師李佩和她的丈夫“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先生，想起父輩們的創業之路。

為了制造原子彈，當年我父親也曾與莫斯科大學專家在全國各地尋找鈾礦，條件十分艱苦，沒有任何防護設施，只有一件雨衣。

于無路之地蹚出一條路，于無望之際用性命呵護希望之火，他們為之奉獻的“兩彈一星”的成功發射，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硬實力”，維護了世界和平，從此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

愛在天際。

如今，以李佩、郭永懷先生命名的星星在閃耀，他們的精神永遠激勵著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不做“留得殘荷聽雨聲”，而做“映日荷花別樣紅”！

楊佳在導師李佩家。

閱讀讓我與歷史先賢和廣闊天地對話，讓我看見指引生命航程的燈塔，指引著我去追求、去奮斗、去活出人生的意義。

書籍是思想的海洋，裝載著人類文明，讓人覺醒，讓人類的悲喜相通，圍堵著的人心在閱讀中奔涌而成江河，深不可測的歲月在先哲的回聲中演奏著命運交響曲。

2008年11月，我在聯合國總部紐約接受CRI駐聯合國站記者沈汀的采訪，由此與這位CRI品牌欄目《美文閱讀》（More to Read）主持人建立友誼并成為其忠實聽眾。

他的讀書標準是“寧缺毋濫”，“一旦讀到自己覺得沒太大價值的書，建議盡快放棄，另覓好書。畢竟時間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

楊佳在聯合國總部門前。 以上圖片由楊佳提供

哈佛同學余際庭也給出三點忠告，“讀跨界的書、紙質的書、經典的書。”

理由是一個人要健全其精神，首先要讀跨界的書。

學文科的，應該讀一些科普書籍；學理工的，應該讀一些人文類書籍。無論什么學科背景，都應該讀一些歷史、哲學類書籍。

其次，要讀一些紙質書。我們每天通過手機，獲得大量碎片化的知識。長此以往，容易浮躁，滿足于快餐式閱讀，導致思辨能力下降。

讀紙質書，不僅可以讓人獲得系統化的知識，還會令人內心寧靜。

第三，要多讀經典。經典是人類精神的巔峰。

讀經典，就是讓自己站在人類思想和精神的巔峰，既可以擴大視野，豐富精神世界，提高思辨能力，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性，也可以塑造個人氣質，令人終身受益。

中國科學院大學創始人嚴濟慈先生在《法蘭西情書》中說，讀一本書，應掌握其精髓，聯系實際，反復應用，熟則生巧。

他敦促大家多去圖書館，博覽群書，用時能信手拈來。

在人際交往和閱讀中，我的閱讀觀也日益明晰：讀書使人充實，閱讀塑造靈魂，閱讀傳遞真善美。閱讀使人類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閱讀讓人類眼界大開，擁抱世界。

閱讀讓我們獨立思考，形成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閱讀讓我們讀懂自己，讀懂人生，讀懂祖國……

閱讀之樂猶如巴金《海上日出》中的描寫，“這時候，不僅是太陽、云和海水，連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書是人類最好的朋友，有一個美麗的地方，那就是圖書館。

世界是一本書，祖國是一本書，每個人都是一本書。

讀懂這些書，絕非易事，需付出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生命。

因此，不朽的不是書，而是讀書人。

在遭遇人生危機和面臨世界風云突變之時，化解危機最終還要靠人類自己。讀者萬歲！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科學報》記者卜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