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會診大氣污染治理三平衡考驗環首都圈治霾

　　10月6日，華北多地遭遇霧霾天氣。這是京滬高速公路電子屏幕提示京津高速部分路段受大霧影響封閉。新華社發

　　“藍天白云”從未像今天這樣受到人們的期待。

　　環保部10月22日發布公告顯示，第三季度京津冀地區空氣超標天數超六成，包括我省石家莊、保定等在內的多座城市皆被霾所擾，引發公眾對空氣質量的密切關注。

　　“霧霾來襲，任何一個地區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當務之急是為治霾梳理出可操作的行動方向。”10月17日，由中國科協主辦、省科協承辦的京津冀晉蒙環首都區域生態建設座談會在石家莊舉行，來自五地的60余位專家院士研討會診，為探索京津冀地區空氣污染治理的可行之路出謀劃策。

　　企業搬遷能否一搬了之？

　　政策扶持技術支撐，治污需平衡一地污染控制與區域整體改善

　　“對于霧霾的形成，污染物排放應放在第一位。”河北科技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郭斌認為，不管污染物是怎么來的，污染物的產生才是最重要因素。

　　根據2012年環保部環境公告，我省大氣污染排放量形勢嚴峻，其中，煙粉塵排放近140萬噸，位列第一；二氧化硫140萬噸，排在第二位。為了根除污染源，我省近期頻下重拳，其中石家莊市要求年底前啟動市區內11家企業搬遷，完成1家企業搬遷，到2017年分年度搬遷市區企業18家。

　　“痛下決心搬遷污染企業的拔根之舉讓人拍手稱快，但是企業搬遷要特別注意不能一搬了之，必須樹立大環境理念。”郭斌表示，企業搬遷要警惕把污染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甚至有些企業還會在搬遷過程中擴大生產規模，這樣排放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

　　對此，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張世秋表示認同。“在治理污染源時，一定要考慮到，有些措施在局地改善的同時，有可能是以污染遷移作為代價的。”她認為，要考量一地的污染控制是否能帶來區域的整體改善，必須實現二者的平衡。

　　“搬遷企業異地新建的同時，應建立相應的嚴格的環保達標標準。”郭斌建議，比如禁止新建大型燃煤項目，燃煤鍋爐逐步由清潔能源替代，限制高耗能行業的生產規模，嚴格控制煤炭消費量。加強對搬遷后的燃煤電廠、工業鍋爐、水泥企業等高污染行業的監管及其脫硫、除塵設施的升級改造等。

　　郭斌舉例說，像華藥等由于異味較大需要搬遷出市區的企業，在異地新建項目時，就必須對這些企業實行嚴格的有機廢氣及異味排放控制標準，并對這些企業進行摸底建檔，開展醫藥化工集聚區相關指標的自動監測工作，嚴格執行工業園區規劃和防護距離要求，嚴禁在工業園區內或防護距離內建設居民住宅和敏感建筑。

　　企業搬遷離不開生產工藝的升級改造。“在給予企業搬遷政策支持的基礎上，應當對企業技術升級予以大力支持。”郭斌建議，要科學使用環保基金，在急需解決的環境治理技術、有待開發和升級的裝備等方面，優先對涉及國計民生的企業和重污染企業加以傾斜。

　　據介紹，目前我省已在這方面有所舉動，《河北省大氣污染防治科技工程(2013-2017)實施方案》下月起即將實施，將進一步在開展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技術、清潔生產和節能技術、燃煤鍋爐與工業窯爐大氣污染物控制技術等方面加大力度，為實現我省大氣污染防治提供科技支撐。

　　工業布局如何避免新源污染？

　　氣候條件經濟要素，布局需平衡市場效益與環境承載力

　　合理布局，實現分區建設，工業區的本意是更為有力地實現節能環保。但是，多位專家對“新的工業布局會否帶來新源污染”產生深深憂慮。

　　“要根據地形和天氣氣候等影響因素，來考慮優化能源結構和工業布局，實現區域環境治理。”世界氣象組織大氣環境、國際現場觀測協調專家組成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徐祥德這一論斷一出，立即引來多位專家關注。

　　“以往工業布局時，更多考慮交通、市場、勞動力等因素，很少考慮氣象問題。”徐祥德認為此種經濟考量無可厚非，“但是作為環保硬約束的京津冀區域，在布局工業時，就必須要加上氣候條件這一指標。”

　　對正在蓬勃興起的渤海灣建設，徐祥德特別提醒，要注意充分考慮地方性環流因素，對污染物擴散能力進行統計估算，在此基礎上進行工業布局。

　　那么，新形勢下工業布局需要做哪些新功課呢？徐祥德建議，布局之前，要對污染源進行評估和預算。通過在渤海灣地區設置一些觀測點，就可以了解到當地工業區排放的污染源有什么、會影響哪些區域、影響作用有多大等。

　　“通過觀察和分析資料，就可以對整體地區的污染源做到心中有數，從大氣、化學等多個學科共同結合來考慮污染源的影響。”他認為如此可以更全面地優化工業區布局，實現合理、經濟的調控。

　　郭斌則建議，要充分發揮新建項目環評在布局中的“調節器”、“控制閥”作用，從項目落地源頭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為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工業項目，優化我省第二產業內部結構。

　　“工業區建好以后，在防治污染上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徐祥德認為，雖然污染物排放在工業區布局之前已經有所考慮，但由于不同天氣條件、過程和季節都會對污染物排放有影響，還需要通過密切監測，削減這些因素帶來的污染影響。

　　“比如可以預先對每個月、每個季節污染源的影響進行測算，如果某個季節易導致污染擴大，就可以在這個季節到來之前對污染源工業進行適當控制。”徐祥德表示，通過長期多層次的監測分析，增加對污染源與形成污染之間關系的認識，積累相關數據，可以有針對性地加以調控。

　　區域合作怎樣高效多贏？

　　補償機制環境基金，合作需平衡環境治理付出與區域利益回報

　　“環境污染往往一污染就是一片，不能光治理北京，河北、天津都不管，那樣風一刮，污染物就過來了。”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任陣海認為，一地的污染治理成果，往往會被周邊地區污染產業的不斷增長所抵消，因此治理大氣污染要進行區域合作。

　　張世秋曾做過這樣一項統計：以控制臭氧為例，假如僅僅通過北京本地區的努力，來實現臭氧濃度降低到196.7ug/m3(國家二級臭氧濃度標準為200ug/m3)，達標成本大概為20.46億元，而如果與河北、天津攜手，達標成本僅為5.72億元，相差近3倍。“這表明，區域合作能通過確立一個雙贏的方案，降低合作方的污染控制成本。”

　　然而，區域受益是個整體，各自承擔的責任卻并不相同。河北在京津冀區域空氣治理中無疑壓力最大、任務最重。剛剛公布的《河北省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方案》已擬定50條治理措施。其中，壓減燃煤消耗4000萬噸、到2017年鋼鐵產能削減6000萬噸等，都是極大的挑戰。

　　巨大的治理任務意味著巨大的成本投入和經濟付出。專家們認為，如何讓治污付出能在區域受益中有所回報，是激勵區域合作的關鍵。

　　“要按照責任共擔、權責對應、利益共享、協商統籌的原則推進區域協作。”張世秋建議，在整個區域間構建補償機制和共同環境資金，建立一個良性的利益協調機制，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方向。

　　張世秋解釋說，所說的補償機制，是指如果一個地區想過早地進入到一個更好的空氣質量，并需要其他地區給自己一定支持的話，那么就可以通過補償機制，在對環境收益和補償標準進行衡量的前提下，對欠發達地區給予適當的經濟和技術補償。再加上我們傳統的“誰污染誰支付”的原則，可以促進公平與效率的均衡。

　　“以臭氧控制為例，北京地區是最大的獲益者，總健康效益可達440億元。但對河北而言，更關注的卻是PM2.5等其他污染問題。”張世秋說，這時，如果北京想要通過京津冀區域聯合治理臭氧，就可以對河北、天津給予一定的資金或技術支持。

　　“這種合作機制下，各方治理污染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會被激發，更愿意加入到合作框架中來。”張世秋認為，成本投入更大的地區得到一定經濟補償，區域內同時獲得了更好的空氣質量，從而實現各方多贏和利益共享。